一、中印大战前夕
1962年10月12日，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授意下，亲自前往中印边境进行督战。在这一行程中，梅农不仅视察了边境防线，还加大了兵力部署。印军的行动逐渐变得更为活跃，战云密布，紧张局势一触即发。两天后，印军再次越过边界线，侵入中国领土，为即将爆发的战斗埋下了伏笔。
与此同时，北京的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。根据中央的指示，驻扎在西藏和新疆边境的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，准备迎接可能爆发的冲突。在这一关键时刻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被紧急召回，飞速赶往西藏，承担起指挥任务。
自1959年起，印度军队便屡次越过“麦克马洪线”，频繁扰乱中国边境的安全局势。通过对印军哨所位置的观察，发现印度在自己的地图上，明确标注了属于中国的领土，这无疑显示出印度有意侵占中国的土地。
1962年9月，一支由60余名解放军士兵组成的边防部队，开始向位于多拉山口的印度哨所发起驱逐行动，要求印军撤离。印军侦察兵错误地报告称，解放军派出了600人，于是印度高层立即派出援兵。然而，解放军边防部队并未接到开火命令，只是在多拉山口四周进行警戒，包围了印军的哨所。为了避免事态升级，我军通过大声喊话要求印军撤离，但就在这时，一队印军士兵赶来，并在与我军边防队的对峙中，毫不犹豫地开火，击中一名解放军士兵的头部。
展开剩余70%随着第一枪的响起，解放军边防部队迅速展开自卫反击，原本气势汹汹的印军顿时被迫撤退。平静的克节朗地区再也没有保持住，尼赫鲁此前的判断错误，未曾料到中国会主动出击，这让印度军方始料未及。
二、印军上尉回忆
10月9日，印军小队悄悄穿插到僧崇地区，企图进行侦察和破坏。然而，他们并未意识到，解放军的前哨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动向。迅速的部署使得我军派出两个连队，朝僧崇山头进发。当印军发现解放军部队逼近时，他们急忙请求火力支援，希望能够得到救援。然而，印军的请求并未得到上级的批准。因为印军的指挥官考尔认为，一旦提供火力支持，中国军队会迅速反击，将印军在克节朗河一带的阵地摧毁。
看到无法抗衡的中国军队，印度部队慌忙撤退，奔向河对岸。而我军并未立即追击，而是有意给敌人留有一条生路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印军并不感恩，反而在另一阵地上藏匿并朝着解放军的追击队开火，导致20多名我军士兵伤亡。
印军上尉亚达夫在战后的回忆中提到：“大约有8到10名中国士兵接近，我一枪就撂倒了四五个。”然而，这种描述显得相当令人质疑。印度士兵装备的轻机枪和.303步枪，每次射击后都需要重新装填子弹，照理说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可能一枪击倒四五个中国士兵？这一点无法用常理解释。
不过，随着印军的突然袭击，我军迅速采取了反应措施，指挥全体部队包围印军阵地，确保没有一名印度士兵能够逃脱。我军随后对印军阵地实施了炮击，迫击炮的火力压制使得印军难以支撑，迅速陷入溃败。不到半小时，解放军成功占领了印军阵地，战斗宣布结束，战果显著：我军俘虏了7名印军士兵，击毙了7人，而我方伤亡20余人。
尽管中国方面展现了克制与宽容，印度依然没有收敛，反而继续挑衅，使得原本已经破产的考尔“来克亨”计划变得更加不可挽回。僧崇地区的战斗失败让尼赫鲁的“前进政策”遭遇了沉重打击，但印度并未就此放弃其野心。随着中印边境冲突的进一步加剧，战斗愈演愈烈，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兵力。
三、战斗的全面爆发
在随后的几场重大战斗中，中国与印度的冲突彻底升级。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主要战场包括西山口战斗、瓦弄地区反击战、里米金战斗、都登地区作战和班公湖反击战等。印度在东段部署了超过1.6万兵力，在西段也部署了大约5600人的部队，包括一个步兵旅、六个步兵营、一个机枪营以及若干支援部队。
为了确保胜利，中国的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集中兵力应对，最终在1962年10月20日发起了自卫反击战。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，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成功推进至“麦克马洪线”以南，并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。此次战斗中，印军的损失惨重，死伤超过8700人，此外，我军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。
然而，11月21日，中国政府宣布撤军，将部队撤回至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约20公里的地区。之后，中方将缴获的武器归还给印度，并释放了3900名印军俘虏。
这场自卫反击战让印军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大，也彻底改变了中印边境的局势。战斗结束后，双方的边境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和平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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